不久前，一则《余秋雨：我病了，社会也病了》的帖子在网上盛传，以“余秋雨”在医院抢救的事例，对医疗体制、医疗服务、医患关系进行抨击。

见文，我即对其真实性表示质疑：一则，因肝病住进传染病医院而撰写《我没病，是这个社会病了》的是贾平凹，文章反映的也不是医疗体制和医疗服务，而是社会对肝病病人的歧视；二则，因肝病住院的“余秋雨”治疗的却是冠心病，如此渊博的作家应该不会如此张冠李戴。

果然，真正的余秋雨于8月2日22:23在其微博“倾听秋雨”上发表声明：“该文内容纯属无中生有，凭空捏造。对这种不负责任的网络谣言给予强烈谴责”。

虽然冒用名人的马甲已被剥去，但“我病了”引起的社会反响应予回应。于是，我想起了根据沙叶新同名剧本改编的台湾电影《假如我是真的》。不妨把一个或许虚拟的“余先生”住院抢救折射的医疗体制、医疗服务、医患关系问题作一梳理，对我国医改的现状和问题作一客观分析和理性期望。

首先是医疗价格和个人支付比例。“余先生”在死里逃生后，对总费用30余万、个人支付15万耿耿于怀，与他理想中的“救死扶伤的组织”形象相差甚远。根据文章的描述，“余先生”应该是急性心肌梗塞，已晕厥，急诊介入溶栓后第三天再次并发肺栓塞或再次心肌梗塞，应用德国进口药物后，九死一生。

如此全程在重症监护室进行的危重抢救，费用30万是高是低自有公断，但关键的是个人支付比例与社会承受能力是否匹配？让我联想起本次医改前夕，2007年北国哈尔滨的500万、南边深圳的120万“天价药费”，当时医院从院长到科主任均被行政处分，社会和家属质疑的的焦点也是尽管家属当初要求并同意使用最好的药，事后对用药的合理性和自己采购药物到医院使用的合法性。而当初中国覆盖率29%，天价医药费对没有的病人说来确实压力甚大。“余先生”相对比较幸运，通过8年医改，中国覆盖率已达98%以上，各省市根据医疗保障能力，支付比例普遍达到70%以上，报销上限从8万逐渐提升，不少省市达18万，甚至无上限按比例支付。如此医疗保障，对平均住院费用2万多国民的广覆盖、保基本是一个福音。“余先生”这次支付15万以上，除去不能报销的进口药等项目，报销比例应该在70%以上，尽管仍未达到“余先生”免费医疗的期望，他实际上仍是医疗保障改革的受益者。

其次，是贵重非基本药物的使用及其供应途径。“余先生”介入溶栓后发生严重并发症，生命岌岌可危之时，医院建议使用德国进口药（估计是替奈普酶之类新型溶栓药），尽管“医生话谨甚微，每一个治疗方案都征求患者家属意见，每用一种自费药都跟家属打招呼，征得同意后才能采用”，但获得重生的“余先生”在感恩医生大爱无疆的同时，对由供应商直接送药到医院的供应途径和昂贵的费用严重质疑。

这里折射的又是一个“情法之劫”。此类新药往往是尚未经过我国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尚在临床验证阶段的进口新药。明知尽管疗效确切，但直接用于临床还是违规不合法的，但善良的医生往往会在病人危在旦夕或其它药物治疗无效时建议使用。从《我不是药神》中的印度仿制抗肿瘤靶向药格列卫，到贵阳医生违规将腹腔注射用阿瓦斯丁用于眼内注射，医生往往为了救死扶伤在“情法之劫”中站在情理那一边，岂不知在这些违规使用“假的真药”中，确有不良商人以“真的假药”谋财害命和投机敛财。医生的善意不仅踩上了违规的红线，也常被患者和社会质疑。

欣慰的是，“余先生”对忍辱负重、大爱无疆的医生的品质和医德高度褒扬，很大的原因是源于他们曾经跪求过的老院长拒绝了“余先生”事后真诚感谢的2万元红包，总算给已被描得很黑的医院保留了一点纯洁的白色。

尽管余秋雨已经公开辟谣，我假设“我病了”的作者描述的是真的，经过上述梳理后，可以对我国的医改提出若干理性的期望：

我们期望，公立医院的公益属性和以公益为导向的医院补偿机制改革能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成为社会共识。公立医院作为一个差额拨款的非营利事业单位，在全国完成医药分开、药品零加成后，政府财政投入、在政府价格指导和支付下的服务收费是医院补偿的主要渠道。我们的改革就是要在有限的政府财力和医疗资源与无限的医学发展和服务需求的矛盾中，按照效用最大理论，从机制上抑制医者非必要的诱导消费和患者过度就医的道德危害。更应该象贵阳、深圳、三明那样，对公立医院按照医疗质量和岗位工作量为核心的绩效考核后进行工资总额核定，切断医院收入与员工薪酬的利益链，让医者获得有尊严的价值，让患者对公立医院的公益属性和非营利机制充分了解和信赖。

我们期望，我们的医疗保障体系能在基本完成广覆盖、保基本的目标后，尽快向多层次、可持续、全方位的方向跨越。近日又有人转发某学者《中国医疗改革的失败原因》，矛头直指朱镕基总理1997年《基本医疗保障要低水平、广覆盖》的讲话，我真不敢苟同该学者的观点。睿智的朱总理当初制定的低水平、广覆盖、大病统筹基金封顶线、低收入者社会救济等原则，被中国医疗保障十几年的实践证明，广覆盖、保基本是中国国情的必然。随着政府财力和社会筹资的逐渐提高，在不断扩大基本医疗范围和内涵，不断提高支付上限、报销比例的同时，象“余先生”这样具有相当支付能力的患者，应当积极参加商业医疗保险，更多尚未纳入基本医疗报销目录的昂贵进口药物、耗材、特需服务项目均能纳入商业目录。如此才能改变我国一边是医疗筹资不足，一边是发达国家医疗筹资三大支柱之一的商业医疗保险在我国几乎空白的现状。对于贫困弱势群体，应当积极拓展民政、社会团体、红十字会等组织的医疗救助，从体制上使关系人民生命与健康的因病致贫的脱贫先行一步。

我们期望，切实加强对公立医院开展非基本医疗服务的控制和规范，尽快建立满足社会需求的多元化多层次医疗服务体系。世界各国，包括发达国家，昂贵药品和耗材也未必均纳入社会医疗保障。但对以提供基本医疗为宗旨的公立医院开展非基本医疗项目，都以各种政策进行严格控制和高度集中。基层公立医疗机构原则上不准开展非基本医疗服务项目;政府对大型公立医院开展非基本医疗服务，有严格的准入、限制和监管。对关系到危重病人抢救、肿瘤治疗的昂贵进口新药，目前正在迅速推进的降低关税、简化FDA准入程序和缩短验证和审批时间、开展价格谈判，在切实降低价格后适时纳入的同时，必须规范医院流程，严禁不经医院采购的药品直接使用于临床的“体外循坏“和“红发票”现象，确保医疗安全。同时，推进社会办医，与商业医疗保险不断推广同步，建设多元化和多层次的医疗服务体系。

我们期望，在继续不断完善公立医院医疗服务的同时，尽快应用互联网和卫生信息化手段，建立有效的与卡绑定的支付和信用体系。急诊危重病人抢救“先抢救后付费”的制度应该切实落实。积极推广与患者卡、身份证、手机绑定的电子钱包、银行储蓄卡和信用卡在医院的应用。医护人员在与患者和家属有效沟通和耐心解释的同时，应创造条件让患者可以通过自助查询机、手机APP等现代信息手段进行价格和医疗费用查询。

我们期望，随着医疗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药品耗材回扣、伤医害医恶风能得到有效遏制。希望能有更多的医生像“我病了”文中的老院长那样，在拒绝红包后，自信地回答“我们医生没病”.让我们的白衣保持纯洁，让我们的医患回归和谐。

假如《我病了，社会也病了》是真的，在理性梳理后，应该对中国医改有更多的期待。